宋纪五十九 (第4/5页)

，以呼都为宿直官。及革扌冓陷阿喇，呼都阴为之助，时人丑之。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初、司天言当食六分之半，是日未初，从西食四分而阴云雷电，顷之雨，浑仪所言不为灾。权御史中丞王畴言：“顷岁日食于正阳之月，方食时实亦阴晦，然于云气之间尚有见者，固不得同不食。当时有司乃称食不及分，而宰臣集班表贺，甚失陛下祗畏奉天之意。恐今有司或援近例乞班贺者，臣故先事而言也。”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言：“日之所照至远，云之所蔽至狭，虽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此乃天戒至深，不可不察。食不满分者，乃历官术数之不精，当治其罪，亦非所宜贺也。”于是诏百官毋得称贺。

    庚申，赐草泽建安章友直银绢。友直篆国子监《石经》成，除试将作监主簿，辞不就，因有是赐。友直，得象之族也。得象为宰相，尝欲官之，友直谢去，终身不仕。

    甲子，辽以萧玛噜为顺义军节度使。

    乙丑，太白昼见。

    丁卯，辽主如弘义、永兴、崇德三宫致祭，射柳，赏赉有差。戊辰，行再生礼，复命群臣分朋射柳。

    壬申，岁星昼见。

    甲戌，起复富弼为礼部尚书、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弼辞不拜。故事，执政遇丧皆起复，弼谓金革变礼，不可用于平世。帝五遣使起之，卒不从命。

    丙子，以司马光知谏院，入对。

    丁丑，命翰林学士吴奎、王珪同详定茶法。

    辽以楚王尼噜古知南院枢密使事。

    戊寅，以度支判官、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知制诰。

    初，安石辞修起居注，既得请，又申命之，安石复辞至七八乃受：及迁知制诰，自是遂不复辞官矣。时有诏，今后舍人院不得申请除改文字。安石曰：“审如是，则舍人不得复行其职，而一听大臣所为，自非执政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今大臣之弱者则不敢为陛下守法，强者则挟上旨以造令，谏官、御史无敢忤其意者，臣实惧焉。”安石由是与执政忤。

    秋，七月，壬午朔，光禄寺丞、知长州县夏噩，坐私贷民钱，特勒停。噩中制科，本路提点刑狱王道古恶其轻傲，捃其事而废之。

    乙酉，泗州淮水溢。

    丙戌，诏：“淮南、江、浙水灾，差官体量蠲税。”

    丁亥，权御史中臣王畴言：“比年中外臣僚，或因较量差遣，或因辩论身计，或因进以干誉，或因罪而觊免，肆为妄谈，辄形奏章。其间求放归田里者有之，乞别自营生者有之，岁未至而愿致仕者有之，苟辞禄而请归农者有之，皆心语相违，情实交戾。请自今，有如向所陈者，并许弹奏施行。又，国家开广言路，任用台谏官。比年士大夫乃有险徼之人，挟己憎爱，依其形势，以造浮说，奔走台谏之门，鼓扇风波之论，幸言者得以上达。推原其情，本非公正，止于阴借权力，取快私意。当言之人，率务举职，既所传耳目稍异，则岂敢遂无论列！万有一爱憎不中之论，荧惑紊挠人主之聪明，岂不为听断之累哉！望晓厉士大夫，庶几偷薄革心，以清朝路。又，台谏有白事于朝而更以状干台司者，推原其情，盖欲当任者为言而助之尔。臣以为事有曲直，法有轻重，朝廷以至公待天下，固不俟言者助之也。请自今，臣僚如以公事奏朝廷，不俟施行而辄申御史台者，许弹奏以闻。”帝嘉纳之。

    戊子，录昭宪皇太后、孝明、孝惠、孝章、淑德皇后家子孙，进秩授官者十有九人。先是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江休复言：“朝廷初行祫享之礼，而昭宪太后躬育祖宗，其后裔多流落民间，宜思所以推恩者。”于是并四后家子孙皆录之。寻复赐昭宪太后家信陵坊第一区。

    诏中书、枢密院：“累年未修《时政记》，自今随月撰进。”

    壬辰，命同知谏院司马光同详定均税。光既立条约，下诸路监司旋行。又言：“国家立事，当先使赏罚明，然后事无不成。职方员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均五县税，皆得平允，并无词诉。若遇庸愚之人烦扰败事者。同归常调，一无殿最，则能吏解体，必无成功。伏望察其勤瘁，优加酬奖，并其馀均税官吏，随其功过，量行惩劝，则后来无不尽力矣。”

    癸巳，诏曰：“台谏为朕耳目之官，而事有不能周知，固将博问朝士大夫以广听察。乃有险诐之人，因缘憎嫉，依倚形势，兴造飞语以中伤善良，殆非忠厚之行也。中书门下其为朕申儆百工，务敦行实；循而弗改，当重黜焉。”从御史中丞王畴所请也。

    甲午，出内藏库绢二十万匹，下河北助籴军储。

    壬寅，同知谏院司马光以三札子上殿。其一论君德曰：“臣窃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陛下天性慈惠，子育元元，虽古圣王之仁，殆无以过。然自践祚垂四十年，而纪纲犹有亏缺，穷民犹有怨叹，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扬圣化；将陛下于三德亦有所未尽欤？伏见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渊默，群臣各以其事有所疏奏，陛下不复询访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诚使左右前后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实正人则善矣；或有一jianian邪在焉，岂可不为之寒心哉！伏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以奋乾断，俾善无不录，恶无不诛。”

    其二论御臣曰：“臣闻致治之道，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窃见国家所以御臣之道，累日月以进秩，循资涂而授任。苟日月积久，则不择其人之贤愚而置高位；资涂相值，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职。远者三年，近者数月，辄已易去，而望职事之修，功业之成，必不可得也。其失在于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夫以名行赏，则天下饰名以求功；以文行罚，则天下巧文以逃罪。诚能博选在位之士，量能施职，有功则增秩加赏而勿徙其官，无功则降黜废弃而更求能者，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如是而朝廷不尊，万事不治者，未之有也。”

    其三论拣军曰：“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今所选之兵，升其军分，增其粮赐，是宜咸戴上恩，人人喜悦；而窃闻京城之内，被选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况于外方兵士，远去乡里，诀别亲戚，其为愁苦，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皇皇如此，岂惟久远之害，亦不可不以近切之忧为万一之虑也。伏乞自后每遇大段招拣兵士，须令两府臣僚国共商量，度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