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到武汉保陈再道 (第9/9页)

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周恩来停下来望望杨成武。杨成武没作声。他明白周恩来的苦心，是含蓄地对他杨成武提出了希望，希望他也运用自己的影响朝这方面努力。杨成武轻轻点一下头，表示自己的心是与总理相通的。周恩来将两臂交叉抱在胸前，仰面默思，轻声说出几句：“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能不能控制住局势，关系到主席这个想法能不能顺利实现。所以…”周恩来没有讲下去，而是重新望住杨成武，目光里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感情。凝望片刻，他终于说出一句话：“成武，你要清楚肩上担子的分量。”

    “我随时向总理报告。”杨成武庄严地说。

    “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是没有饭吃的。”周恩来的忧虑之情无法掩饰“主席这次视察，关系重大”

    杨成武肃容点头。他是驰骋疆场的名将，不是经济学家。他不懂经济，但他深知没有饭吃会饿死人，会天下大乱。毛泽东在他心目中的崇高位置，也是首先在战场上树立起来的，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在与国民党进行尖锐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确立起来，在改天换地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更懂得“民以食为天”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不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吗。

    可是，毛泽东对经济规律有多深的认识？

    杨成武没有想过。哪怕动动去想的念头，都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尊不敬，是他的信念和感情所决不容的。

    不过，有件事杨成武却是记忆深刻。因为毛泽东自己就常常提起这件事。

    就是那次打下赣州，杨成武捉放三百“资本家”其中有位爱国华侨陈嘉庚。

    陈嘉庚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曾参加同盟会，曾资助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曾在新加坡创建南洋华侨中学，在厦门创办了厦门大学，在集美创办中小学和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等学校。红军打下赣州时，并没有全部理解陈嘉庚对国家。民族所作贡献的重大意义，陈嘉庚当时也并不认识红军奋战的全部意义。

    于是，出现了这样戏剧性的一幕：

    杨成武向陈嘉庚募捐：“我们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反动派，解放天下劳苦大众。希望陈先生对我们的革命事业给予帮助。”

    陈嘉庚没有热情：“我帮不了你们什么忙。”

    “能帮。”杨成武说“我们军费很困难，药品奇缺。希望能向陈先生募捐四十万大洋。”

    “我没有。”

    “三十万也行。”

    “一万我也给不”

    “我们知道你很有钱。”

    “我现在确实没有钱。”

    “你不给，我们就只好没收你的东西”

    “好，你们没收吧。”陈嘉庚很大方地做个手势“全没收去吧。”

    陈嘉庚侨居新加坡，主要从事橡胶业，所以他的货也主要是胶鞋。红军没收了他的全部胶鞋，还有一些简装的香烟。这些东西发到全军，杨成武也分到一筒香烟。他不会吸烟，便对那些“烟民”讲：“你们要努力学文化，谁考一百分，我就奖谁一枝筒里的烟。”在这一筒高级香烟的奖励下，还真有不少红军战士下功夫学习，考一百分来吸一枝高级烟。

    后来，陈嘉庚认识了红军，红军也认识了陈嘉庚。抗战爆发后，红军改为八路军，成为抗日的主力军；陈嘉庚也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出钱出力支持国内抗日斗争，并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当选为该会主席。

    一九四○年，陈嘉庚回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延安慰问边区抗战军民。毛泽东迎接陈嘉庚，握住陈嘉庚的手说：“陈先生，我要向你道歉过去我们对不起你。我们打赣州，没收了你公司里的胶鞋和烟。”

    “毛主席，我得感谢你们”陈嘉庚笑得开心“你们这一没收，可帮了我大忙啦！”

    “噢？”毛泽东一怔，随即哈哈大笑“陈先生讲笑话了，这叫不打不相识嘛。”

    “我是讲实话。”陈嘉庚收住笑，认真诚恳地解释“你那时没收的越多，对红军对我都越有利。那时是通货膨胀，货卖不出去还得烧，还得倒海里去。谢谢你帮了我忙，解决了你们的困难也省了我许多力。”

    建国后，毛泽东曾无限感慨地对杨成武说：“陈嘉庚现在是我们的政协副主席了，还记得我们没收他胶鞋的事”

    “记得。我跟他要四十万，他不给；要三十万，他也不给。他让我把东西都没收走。”

    “是啊，我们不懂这个道理。一九四○年他到延安，我们直道歉，他还直谢我们，说我们帮了他大忙。”

    “怎么？我们没收他还帮了他大忙？”杨成武也惊讶。

    “是啊，我们不大理解…通货膨胀，倾销都倾销不出去，还得倒海里…那时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哟。”

    毛泽东几次提起这件事，所以杨成武记忆深。但是，他不会因此而去联想毛泽东也有许多不懂的事，也会因此犯错误…

    松柏枝头撑住一弯月，撑起一个繁星闪烁的苍穹。

    灯火明亮的西大厅里“碰头”已经结束。也许是怕中央文革那班人节外生枝，另搞名堂，周恩来不忘作第三次郑重宣告：“我再讲一遍。杨成武为毛主席和周恩来的联络员，一切重要事情，杨在主席和我之间传达、报告。一切更要的事。”

    杨成武明白这样反复宣告的意义，这不仅是信任，也有利于他今后的工作和行动。

    “主席无论乘飞机、火车还是轮船，你——”周恩来望住杨成武“杨成武都要负责安全。”

    杨成武动了动肩膀，仿佛重负在肩。

    一名工作人员来报告：“主席那边来电话，找杨成武。”

    周恩来向杨成武点头示意，杨成武随工作人员去接电话。中央文革的成员都把目光集中到他身上，目光里流露出的内容微妙复杂。

    电话是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来的。

    “杨总长，主席想找郑维山谈谈。”

    “谈什么？我通知他。”

    “主席想了解整个华北的形势。郑维山不是刚陪陈伯达转一圈他们去了天津、唐山、保定等地，主席想在火车上听郑维山谈谈，不知来不来得及？”

    “来得及。我现在通知郑维山到人大会堂集合，然后一道上火车。”

    “好。专列三点准时出发。”

    这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夜十一点二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