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储说左上 (第6/9页)

观赏，只有这样，才能看清楚我在棘刺尖上刻的猕猴。”燕王因而把这个卫人供养了起来，但不能看他刻的猕猴。郑国有个台下地方的铁匠对燕王说：“我是做削刀的人。各种微小曲东西一定要用削刀来雕刻，被雕刻的东西一定会比削刀大。现在的情形是棘刺尖上容纳不下削刀的刀锋，削刀的刀锋难以刻削棘刺的顶端，大王不妨看看他的削刀，能不能在棘刺尖上刻东西也就清楚了。”燕王说：“好。”于是对那个卫人说：“你在棘刺尖上制作猕猴，用什么来刻削？”卫人说：“用削刀。”燕王说：“我想看看你的削刀。”卫人说：“请您允许我到到处去取削刀。”趁机就逃跑了。兒说是宋国人，是个善于辩说的学者。他曾经提出“白马不是马”的命题说服了稷下的辩说家们。他有一烟着白马过关口，终究得交纳白马税。所以，凭借虚浮言辞，他可以压倒一个国家；考察实际情形，他连一个人也欺骗不了。用新磨出的利箭，张满弓弩发射出去，即使闭着眼睛胡乱发射，箭头没有不射中细小东西的。然而他不能再次射中原处，是不能认为该人善于射箭的，因为没有固定的箭靶作目标。设置一个直径五寸的箭靶，射程只有十步那么远，不是后羿和逢蒙这样的射箭能手，就不一定能全部射中了，因为已有固定的箭靶作为目标。设靶射箭是困难的，无靶射箭是容易的。有固定的箭靶作为目标，人们会把后羿和逢蒙射中五寸直径的范围认作精巧；没有固定的箭靶作为目标，人们会把乱射射中细小的东西认作笨拙。所以，没有一定的标准加以衡量的话，辩士们就会用繁言絮语进说；设置一定的标准加以衡量的话，即便是很有智慧的人也怕言辞有，失，不敢乱说。现在君主听取言论，不是用一定的标准去衡量，而是喜欢他们动听的言辞；不是用功效去衡量，而是赞赏他们的行为，不问是否合乎准则。这是君主长期受欺骗，而游说的人长期被供养的原因。有个愿教燕王学习长生不死道术的客人，燕王派人去向他学习。派去学习的人还没来得及学到手，那个客人先死了。燕王非常恼怒，杀了去学的人。燕王不明白客人在欺骗自己，却怪罪去学的人太迟笨。相信没有根据的东西，而杀掉没有罪过的臣子，这就是不能明察的危害。况且人们最看重的无过于自己的生命，那个客人不能使自己不死，又怎能使燕王长生呢？郑国有一对相互争论年龄大小的人。一个说；“我和唐尧同岁。”另一说：“我和黄帝的哥哥同岁。”为此争执不下，只能是把最后停止争辩的人作为胜利者罢了。

    有个为周君画竹简的客人，过了三年才完成。周君前去观看，和漆过的竹简一样，周君非常气愤。画竹简的人说；“筑一道十板高的墙，在墙上凿一个八尺大的窗，然后等到太阳刚出来时把竹简放在窗上对着阳光看看。”周君照他的话做了，看见竹简上画的形状都成了龙、蛇、飞禽、走兽、车马等，万事万物的形状全都具备，周君非常高兴。画这个竹简的功夫并非不微妙和难能，然而它的用途和未画花纹或只用漆漆过的竹简完全一样。有个替齐王画画的客人，齐王问道：“画什么最难？”客人说：“画狗马难。”“画什么容易？”客人说：“画鬼怪容易。”狗马是人们都知道的，天天在人们的面前出现，不可能画得很像，所以难；鬼怪是无形的东西，不会在人们面前出现，所以画起来很容易。

    齐国有个隐士叫田仲，宋人屈谷见到他说：“我听说您很有骨气，不依靠别人吃饭。现在我有一个大葫芦，坚硬得像块石头，厚实得没有空隙，把它献给您了。”田仲说：“葫芦可贵的地方在于可以用它装东西。现在它厚实得没有空隙，就不能剖开来装东西了；它重得像块坚硬的石头，就不能剖开来斟酒了。我拿这个葫芦是毫无用处的。”屈谷说：“说得对，我准备把它扔了。”现在田仲不依靠别人吃饭，同时对国家也没有什么用处，正和坚硬的实心葫芦同一类型。赵人虞卿建造房子，对工匠说：“房顶太高了。”工匠回答说：“这是新房子，泥巴是潮湿的，椽木也没有干透。”虞卿说：“不对。潮湿的泥巴重量大，不干的椽木形体曲，用弯曲的椽木承受很重的泥巴，房顶就应当造得低一些。再过很长一段时间，泥巴也干了，椽木也干了。泥巴干了就会变轻，椽木干了就会变直，用变直的椽木承受变轻的泥巴，房顶就会逐渐增高。”工匠无话可说，按照虞卿的话造出房子来，房子坍塌了。另一种说法：虞庆打算造房子，工匠说：“木材没有干透，泥巴是潮湿的。木材没干透就会弯曲，泥巴潮湿重量就大；用弯曲的木材承受重量大的泥巴，现在即使造成了，时间一长，必然坍塌。”虞庆说：“木材干了就会变直，泥巴干了就会变轻。现在情形是，木材和泥巴如果确实干起来后，它们会一天比一天变直变轻；即使是经时历久，房子一定不会坍塌。”工匠无话可说，就把房子造了起来。又过了些时候，房子果然坍塌了。范瞄说：“弓折断的时候，一定是在制作的最后阶段，而不是在制作的开始阶段。工匠张弓时，把弓放在校正器具上三十天，然后装上弦，却在一天内就把箭发射出去了。这是开始调节时缓慢而最后使用时急促，怎么能不折断呢？我范睢张弓时就不是这样：用校正工具校上一天，随即装上弦，上弦三十天后才把箭发射出去，这就是开始的时候粗率，而最后有所节制。”工匠无言可对，照范睢的话去做，结果弓折断了。

    范睢、虞庆的言论，都能做到文辞动听过人，但却违背了实际情况。君主对这一类话喜爱而不加禁止，这就是事情败坏的根源。不谋求治国强兵的实际功效，却羡慕那种华丽动听诡辩，这就是排斥有法术的人士，而去采纳那种导致屋塌、弓折之类的胡说。所以君主处理国事时，总也不能通晓工匠造屋和张弓的道理。然而有术之士之所以被范睢、虞庆那样的人物所困窘。是因为他们讲起虚浮的话来，虽属毫无用处，却能取得胜利，干起实际的事来，虽属不可改变，却会受到失败。君主看重毫无用处的诡辩，看轻不可改变的言论，这也就是国家危乱的原因。当代像范睢、虞庆那样的人物还在不断出现，而君主对他们仍然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