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金庸武侠小说之ldquo;新 (第1/9页)

    破金庸武侠小说之“新&

    王彬彬

    一、“人”在何处

    怎样解释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关系，怎样在与新文学的比照中为金庸武侠小说定位，是谈论和研究金庸小说者无法绕过的问题。尤其对于金庸小说的肯定、推崇者来说，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个说法。认为金庸武侠小说虽属“旧文学”传统，但仍应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是一种说法（如钱理群）；认为金庸武侠小说正因为坚持了“旧文学”传统（或曰“本土文学传统”），所以在文学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也是一种说法（如刘再复）。这两种说法虽差异甚大，但都承认了金庸小说与新文学的异质性和对立性，都是在将新文学作为参照的前提下肯定或推崇金庸武侠小说的。在这个意义上，二者可归入同一类。另一类金庸小说的肯定和推崇者，在这个问题上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即将金庸武侠小说新文学化，否认金庸武侠小说与新文学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宣称金庸武侠小说不但是新文学，而且是最好的新文学，因而在与新文学对立的意义上看待金庸武侠小说，是不合理不合适的。所谓“新武侠小说”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提出来的。

    “新武侠小说”是相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为代表的武侠狂潮而言的。在一般的表述中“新武侠小说”不仅指金庸的小说，而是指以金庸、古龙、梁羽生为代表的20世纪下半叶在港台出现的新一轮武侠小说狂潮。在这个潮流中，知名的写手还有萧逸、温瑞安、卧龙生、诸葛青云等一大批人。如果“新”仅仅是时序上的一种判断，那当然不会引起什么疑问。但“新武侠小说”的肯定和推崇者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却往往是在强调这新一轮的武侠小说的本质之新，借用一对陈旧的概念，即强调它们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旧武侠小说”有了本质的不同，因而不能用看待“旧武侠”的眼光来看待“新武侠”例如，严家炎先生在《以平常心看待新武侠》（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6月28日）一文中，在对武侠小说做了一般意义上的肯定，在对过去关于武侠小说的批评来了一番“拨乱反正”后，说：“并不是说武侠小说的意识内容全都健康。由于旧武侠作品产生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确实不同程度地带有热衷仕途、嫉仇嗜杀、迷信果报之类封建性烙印。也正因为这样，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就很有意义。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为新，在于富有现代人文精神和艺术上的新成就、新创造。”紧接着，严家炎“以金庸为例”更具体地说明了“新武侠”异于“旧武侠”之处。既然“意识内容”未必“全都健康”的“旧武侠”都被严家炎先生在一般的意义上予以肯定，那大大地“进步”了的“新武侠”就更应该在整体上予以称颂了。所谓“富有现代人文精神和艺术上的新成就、新创造”是严家炎先生对新一轮的武侠狂潮的总体评价，逻辑上适合于所有的新一轮的武侠小说。在总体肯定“新武侠”的前提下，严家炎先生更加推崇金庸，因为金庸是“新武侠”的典型代表。

    同样使用“新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来称呼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武侠狂潮，同样为崇拜金庸寻找理由，但有人在策略上却与严家炎先生有所不同。例如，也任职于北京大学的孔庆东博士，在《金庸小说的文化品位》（载《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一文中对从“旧”到“新”的武侠小说所作的一般性的评析，就让人觉得仅仅“新”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与严家炎先生对“民国旧武侠”采取总体肯定的态度不同，孔庆东对那时期武侠小说是很鄙薄的，认为“从读者、作者两方面看，其文化品位都是很低的”至于对“新武侠”孔庆东有这样的界定：“所谓新武侠，从思想观念到艺术形式都受到新文学影响，抛开传统的章回体，运用现代小说叙事方法，有时甚至在形式上更加奇特，如古龙、温瑞安等人的作品，它们彻底摆脱忠孝节义观念，写现代人性，作者也自视甚高。”然而，孔庆东同时指出，这种“新”并没有使得“新武侠小说”的总体品位有一个质的飞跃：“尽管新武侠比旧武侠高，但大多数仍是文化品位较低的，其中有大量的诲yin诲盗之作，甚至包括古龙的若干作品。”对古龙、梁羽生，孔庆东有一定程度的肯定，但评价仍不高。“对新武侠小说”总体上的否定，是为了显出金庸的出类拔萃。尽管同属“新武侠小说”但包括古龙、梁羽生在内的其他所有“新武侠”都还谈不上有很高的“品位”都还“无超越可言”而只有金庸，不但“超越”了“旧武侠”也超越了同时期的“新武侠”：“所以金庸小说超越了武侠小说。超越不等于‘不是’，而是说其精髓已不在武侠，所以，关于武侠小说的泛论是不适用于金庸的。”同样是从“旧武侠”说到“新武侠”最后才突出金庸，孔庆东的思想与严家炎颇为异趣。严家炎采取的是层层推进的方式，先对“旧武侠”基本肯定，再在这个基础上更加肯定“新武侠”在对“新武侠”总体肯定的基础上，最后烘托出作为“新武侠”之“杰出”代表的金庸。而孔庆东采取的可谓是层层剥笋的方式，先对“旧武侠”严厉否定，继而对“新武侠”也予以总体的拒绝，最后让金庸一峰独秀。在孔庆东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当然也是“新”的。但金庸的“新”不仅指“超越”了“旧武侠”而且更在于也“超越”了“新武侠”甚至“超越了武侠小说”本身。

    尽管不同的“金学家”在对从“旧”到“新”的武侠小说的总体评价上有差异，尽管突出金庸的策略也有所不同，但好在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证明金庸的“突破”和“超越”都是为了强调不能用看待“旧武侠”的眼光来看待金庸武侠小说，不能用评价一般武侠小说的尺度来评价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对金庸武侠小说之“新”的认定上，严家炎、孔庆东以及其他一些“金学家”也基本相同。

    孔庆东在《金庸小说的文化品位》里，是这样来概括金庸小说之“新”的：

    相比之下，金庸集旧、新武侠之大成，融会了还珠楼主的神奇浪漫、宫白羽的世态炎凉、郑证因的诗化武功、王度庐的悲剧侠情及梁羽生的“宏大叙事”形成自己博大深沉又壮丽多姿的风格。他武打写得好，侠义写得好，但又远远不止这两点，他写情——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