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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会称他相貌平平）把他的想法一览无余地展示出来，但他活泼的天性中却没有轻浮。卑贱的成分。

    他早逝的父亲原是个职位低下的外交官，本打算要他子承父业，但对文学的痴迷却使这位年轻人投身于新闻界，继而又献身创作（显然没有成功），最后——经历了他对听者省略掉的其他尝试与变故——他当上了在瑞士教英国少年的家庭教师。但在此之前，他多年住在巴黎，经常出没于龚古尔的阁楼，莫泊桑曾建议他不要再尝试写作（阿切尔觉得这也异常荣耀了），他还多次在他母亲家与梅里美交谈。他显然一直极端贫困，忧患重重（因为要供养母亲和未嫁的meimei），而且他的文学抱负显然也已成泡影。老实说，他的处境看来并不比内德-温塞特更光明；然而正如他说的，在他生活的世界里，没有哪个爱思想的人精神上会感到饥饿。可怜的温塞特正是为了这种爱好快要饿死了，阿切尔也如临其境地怀着羡慕之心看着这个热情洋溢的穷青年，他在贫困中活得是那样富足。

    “您知道，先生，为了保持心智的自由，不使自己的鉴赏力和批判个性受压抑，是可以不惜代价的，对吗？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才离开了新闻界，干起了更枯燥的差事：家庭教师和私人秘书。这种工作当然非常单调辛苦，但却可以保持精神上的自由——在法语里我们叫做‘自重’。当你听到高雅的谈论时，你可以参加进去，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必折衷；或者只是倾听，在心里默默抗辩。啊——高雅的言论——那真是无与伦比啊，对吗？精神食粮才是我们的惟一需要。所以我从不为放弃外交和新闻而后悔——那只是放弃自我的两种不同形式罢了。”当阿切尔点燃又一支烟时，里维埃目光炯炯地盯着他说：“您瞧，先生，为了能够正视生活，即使住在阁楼也值得，对吗？可话又说回来，毕竟你要挣钱付阁楼的房租；我承认干一辈子私人教师——或者别的‘私人’什么——几乎跟在布加勒斯特做二等秘书一样令人寒心。有时候，我觉得必须去冒险：去冒大险。比如，在美国，你看有没有适合我的机会呢——在纽约？”

    阿切尔用惊讶的目光望着他。纽约，一个经常与龚古尔兄弟和福楼拜见面、并认为只有精神生活才是真正生活的年轻人要去纽约！他继续困惑地盯着里维埃先生，不知该如何告诉他，他的这些优势与擅长肯定会成为他成功的障碍。

    “纽约——纽约——可一定得是纽约吗？”阿切尔结结巴巴地说，他根本想不出他生活的城市能给一个视高雅谈论为惟一需要的年轻人提供什么赚钱机会。

    里维埃先生灰黄的脸上突然泛起一片红润。“我——我想那是你所在的大城市：那儿的精神生活不是更活跃吗？”他答道。然后，仿佛害怕给听者留下求助的印象似的，他急忙接着说：“只不过随便说说而已——主要是自己的想法。实际上，我并不是着眼于眼前——”他站起来，毫无拘束地补充说：“不过卡弗莱太太会觉得我该把你带到楼上去了。”

    回家的路上，阿切尔深深思考着这段插曲，和里维埃先生的交谈有如给他的双肺注入了新鲜空气。他最初的冲动是第二天邀请他吃饭；不过他已经渐渐明白，已婚男人为什么不总能够立即顺从自己最初的冲动。

    “那个年轻教师很有趣：饭后我们围绕书和一些问题谈得很投机，”他在马车里试探地说。

    梅从梦境般的沉默中苏醒过来。6个月前他面对这种沉默会浮想联翩，但婚后这段生活使他掌握了它的秘诀。

    “你说那个小法国人？他不是很普通的吗？”她漠然答道；他猜想她心中正暗自感到失望，因为在伦敦被邀请去见一个牧师和一个法国教师而失望。这种失望并非缘于通常称为势利的那种感情，而是出自老纽约的一种意识——当尊严在国外受到威胁时的反应。假如让梅的父母在第五大街款待卡弗莱一家，他们会引荐比牧师和家庭教师更有分量的人物。

    但阿切尔心中不快，便跟她对上了。

    “普通——他哪里普通？”他质问道。而她的回答也格外麻利：“怎么啦，处处都很普通，除了在他的教室里。这些人在社交界总是很尴尬。不过，”她为了缓和空气又补充说“他如果聪明一点的话，我想我就不会知道了。”

    阿切尔对她用“普通”一词感到反感，对她用“聪明”一词几乎是同样反感。不过他开始害怕去细想她身上那些令他反感的东西。毕竟，她的观点向来是一成不变的，与他成长过程中接触的人完全一致。以前他总认为这种观点是必然的，但却无关紧要。直到几个月之前，他还不曾认识一位对生活持有不同观点的“好”女人；男人一结婚，就必然遇上好女人。

    “啊——既然这样，我就不请他吃饭了！”他笑着下结论说。梅大惑不解地答道：“我的天——请卡弗莱家的家庭教师吃饭？”

    “唔，不是与卡弗莱姐妹在同一天。如果你不愿意，就算了。但我确实很想再和他谈谈，他正打算到纽约找份工作。”

    她益发吃惊也益发冷淡：他几乎认为她在怀疑他沾染了“异国情调”

    “在纽约找工作？什么样的工作？人们不需要法语教师，他想干什么呢？”

    “我想，首先是能享受高雅的交谈，”丈夫故意作对地回嘴说。她爆发出一阵赞赏的笑声。“哎哟，纽兰，真有趣！这不是太法国化了吗？”

    总的说来，梅拒绝认真考虑他邀请里维埃先生吃饭的要求而使事情这样了结，他感到高兴。否则，再在饭后谈一次，就很难不说到纽约的问题了。阿切尔越想越觉得难以使里维埃先生与他熟悉的纽约社会的任何一个画面相调和。

    一阵寒心的直觉使他认识到，将来的许多问题都会这样子给他否决。然而，当他支付了车费，尾随妻子长长的裙据走进屋里时，他又从一句令人宽慰的俗语中寻得了慰藉：前6个月是婚姻生活中最艰难的时期。“在这之后，我想我们差不多会把彼此的棱角完全磨去的，”他心里想。但糟糕的是，梅的压力正对准了他最想保留的那些棱角